前几年备受追捧的农险业务，近年来却快速哑火，同比增速从以往的两位数快速回落到5%以下，到2026年上半年，形势更为严峻，同比增速仅为0.18%，近乎0增长。
 
从备受追捧的增量业务，到近乎0增长的存量业务，农业保险仅用了三年时间，而其反映出的四重矛盾，短时间内，似乎也无法破解。
 

农险困境第一重：中央财政补贴连续两年缩水

 
『慧保天下』整理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五年的农险公开数据，发现农险保费收入增速四年累计回落近30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其增速还高达30.03%，2023年，也高达22.85%，到2024年，却快速降至个位数，仅有6.30%，2025、2026上半年，增速继续下滑，分别为2.57%、0.18%。保费增量同样大幅萎缩，2023年上半年增量近186亿元，而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量仅为2亿元。
 
 
 
分析这背后的原因，中央财政补贴连续两年收缩是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当前国内农险业务，以政策性农险业务为主，其发展主要靠的就是各级财政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又是重中之重。而从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金额来看，2024年中央补贴548亿元，2025年补贴517亿元，2026年预计补贴456亿元，较2024年的峰值已连续两年下降。
 
 
 
中央财政补贴收缩对农险保费补贴结构产生直接影响。按照现行农险保费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对大宗农产品的补贴比例在35%以上。中央农险补贴规模收缩意味着，若地方财政不追加补贴以维持原有保费规模，要么农户自付比例上升，投保意愿下降，要么农险保费规模相应缩减。
 
遗憾的是，当前地方财政也普遍吃紧，补贴能力明显下滑。按照现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机制，地方财政需为农险保费承担相当比例的配套资金。但“农业强”的地方往往意味着“经济弱”“财政紧”，地方财力有限，便难以对农险保费给予充足补贴。与此同时，为提高承保覆盖率，不少地区对小农户、脱贫户及特色农产品等实行免缴或代缴保费政策，本应由农户承担的自缴部分实际转由地方财政“兜底”，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
 
在中央财政补贴收缩、地方财政普遍吃紧、农户保险认知水平整体偏低且投保积极性不足的背景下，农险保费增速下滑就成为注定的结果。
 
此外，全国耕地面积变化不大，粮食产量也不会永远保持高速增长，这种现实局限性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农险业务的保费增速。
 

农险困境第二重：坏账问题突出

 
由于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农险高速发展的同时，应收保费问题始终非常突出。据财险公司年报，2022年，五大财险公司人保、平安、太保、国寿财以及中华联合的应收保费之和就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在总保费中的占比甚至都超过了10%，2023年，人保、平安年报不再公布相应数据，但其他三家仍在增长。
 
近年来，各地财政更加吃紧，应收保费进一步成为近年来各家财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面临的首要难题。
 
由于目前各家公司已经不再披露应收保费，我们无从得知行业整体情况，但在与业内人士交流中得知，这些情况仍未得到彻底有效改善。
 
农险的应收保费问题，主要取决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下拨时点，因此不同地方、不同时段的农险应收保费占比差异巨大。整体来看，就时间点而言，呈现年中高、年末低的情形，就地点而言，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有的地区应收保费在总保费中的占比在20%以内，这已经算是较好的情况，有的地方，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100%，且其中很多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对于险企而言，能全部拿回的几率已经很低。
 
针对农险业务进行省级统筹能有效改善这些情况，因为在很多地方，农险保费一旦划拨，就会被挪用，只有实施省级统筹，才能有望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已纳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需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及时接收、登记预算指标并保留“追踪”标识。这意味着，过去一些地区“先承保、后追补”等做法已不再可行。这一制度虽然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但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垫资压力和合规成本，使其在扩张农险业务时更加审慎。
 

农险困境第三重：增量业务难开拓

 
财政补贴缩水，农险保费承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农险就没有发展空间，实际上，放眼其他细分领域，农险依然大有可为，例如，政策性农险主要面向的是主粮，很多地方特色业务、设施农业等，并不在政策性农险补贴范围内，完全可以成为保险公司农险部门新的发力点。
 
但是目前来看，保险公司农险部门对于这类业务并不十分积极，原因也非常明显，农业风险具有高风险、低收益、外部性强的特征，完全依靠市场化运作，依靠农民自己交费，几乎不太可能，商业保险公司也几乎无法盈利。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地方政策能针对当地的特色业务等提供一定补贴，但这又回到了上面的问题——只有某些地方财政相对还算充裕的地区能推行这类补贴，很多地方无力支撑。
 

农险困境第四重：合规问题始终高发

 
由于有多级财政补贴，且业务分散、核查困难，政策性农险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突出的合规问题，即便经过多年治理，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彻底扭转。
 
从近两年监管部门发布的罚单来看，农险领域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几类“顽疾”：
 
虚假承保与虚增标的：这是最为普遍的手段，包括虚增承保面积、重复承保相同地块、虚增保险标的等。例如，阳光农险湛江中心支公司就因“虚增水稻承保面积及保费、重复承保相同地块”合计被罚72万元。
 
编制虚假业务资料与数据不真实：这几乎是每家被罚机构的“通病”，具体表现为编制虚假的农业保险业务文件、资料，农险业务数据不真实，承保信息记载不真实。太保产险广东多家分支机构、安盟保险等都曾因此领到罚单。
 
虚假理赔与套取费用：在理赔端，出现了虚假理赔、套取赔款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比如中华财险就因“套取茶叶种植保险赔款用于缴纳责任险保费”被罚，属于典型的资金错配和财务违规。同时，虚列农险宣传活动费、协办费等费用也是常见的套取资金手段。
 
不正当利益输送：利用农险业务为其他机构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向未提供协保服务的人员支付协办费等。这使得农业保险的协办机制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利益输送的渠道。
 
本就发展承压，应收保费高企，合规问题不解，更给农险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自《农业保险条例》发布14年以来，农业保险大多数时候都在保持高速增长，年度保费快速突破千亿大关，成为财产险公司最重要的非车险业务之一。但如今，其发展却面临多重困境。
 
各相关方也都在积极寻找破局之道，监管部门计划通过非车险综合治理来解决问题，核心手段包括“报行合一”“见费出单”。很多省市也在积极谋求更高效的补贴方案，包括实施农险补贴省级统筹，建立综合奖补机制等。保险公司自己也在努力，放弃对规模增速的过度追求，转向产品精细化、服务深度化、运营数字化的能力建设。农业保险的“高速增长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但“高质量发展时代”才刚刚开始。